顶层设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

     智慧城市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优美，探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融合道路的重要途径。2014年3月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也明确指出推进绿色、智慧、人文城市建设。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交通部共同提出《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年度工作部署中也指出“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

    目前，各部委已经开展了数量众多的智慧城市相关试点实践工作。2012年底开始，住建部启动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先后已公布3批试点城市名单，把智慧城市创建和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安全运行、城市管理、便民服务等结合起来，引导各地更加智慧化地管理城市和服务公众，探索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工信部自2013年开始开展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目前已公布了两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名单；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12部门确定全国80个城市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国家旅游局分两批确定了33个城市为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科技部组织智慧城市研究课题研究，现已完成“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智慧城市管理公共信息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863计划“智慧城市（一期）” 的项目研究，并继续支持相关的后续研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牵头展开智慧城市相关的标准制定工作。

    现如今，智慧城市已不再是种种口号和概念，而是迈入了实际的建设阶段，在此阶段，应更注重建设实效和保证建设质量。从笔者本人的观察和了解来看，第一、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虽然已经过了两三年的探索实践，但还是有点“纠结”，即虽然在顶层设计等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仍存在着4个方向的问题。

    第一是顶层设计问题，如何协调城市各个委办局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理顺并合理设计；第二是建设主体的问题，现在国家提倡以“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的模式来建，但这也不是全面适合，具体项目采用何种模式，在建设主体或者投资主体的问题上，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困惑的；第三是关于数据和资源的共享问题，各个部门间的行政壁垒造成了资源、信息难以共享，导致重复建设，形成信息孤岛；第四个问题在于投融资方面，对此，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最好的突破口。

    回过头来看，“顶层设计”一词是在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的，意思是要从全局的角度统筹考虑某任务或某项目中涉及的各方面要素，统揽全局、整体谋划，从高层次入手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于智慧城市而言，现在之所以提“顶层设计”而不是“规划”，是因为与规划相比，顶层设计更强调从系统方法论的角度关注任务和项目的发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更科学也更贴近目前城市的需求，范围也更广，并具有“自上而下”设计等典型特点。

    当然，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一方面智慧与城市定位不准确，盲目追求高技术、新技术，没有实现信息技术与城市各功能模块的深度融合，缺乏吸引力，民众感觉不到智慧，感觉不到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设计与环境不够融合，设计者对于所在城市的战略定位、特色、资源条件、人口构成、产业等缺乏深入分析和研究，制约条件与边界条件考虑较少，浮于表面，解决不了城市深层次的矛盾。第三，建设资金的来源需要多元化，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单凭公共财政的力量很难支持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第四，创新智慧城市的运营与维护模式，智慧城市不仅仅是项目建设，还要可运维，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使用带来了智慧城市运维的创新。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最重要的3个对象就是政府、企业和市民，因此智慧城市要围绕推进管理模式创新、创造有竞争力的产业环境和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来开展顶层设计和建设，分析市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不同需求，通过各类信息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开展各类业务，提升模块设计，同时充分参考相关政策、标准和制度等给予体制机制的支撑，实现城市的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已经进入了广泛实践的阶段，但在一段时间内，合理合情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仍是地方城市最需要的，也是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