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3月例行新闻发布会

　　洪亚雄：谢谢。我们这次污染源普查确实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除了管理人员以外，还包括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第三方机构等。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大概用了57万名普查员，因为这一次工作量比第一次大，初步估计普查员数量大约需要60万名左右。这些普查员怎么筛选，我们考虑普查工作实际需要，以及当前环保工作基础，现在全国有比较多的环保网格员，或者是环保管理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里面的污染源状况比较清楚，让他们参与有利于摸清各个网格（普查小区）的污染源状况，所以我们期望将他们作为普查员优先选取的对象。这是利用网格员开展普查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网格员队伍相对稳定，能够为今后普查数据更新提供直接支持。刚才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关于成果时，我们期望有一个能动态更新的污染源名录库的成果。但是污染源普查工作只有三年时间，三年结束以后这个临时机构就要撤销。这个机构就没有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名录库动态更新呢？那就要依靠这些网格员，继续从事污染源的清理工作。我们在采集软件设计中就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留出这样的接口，就是当网格员发现新的污染源，可以马上通过一定的程序将其增补入名录库。我们大家想一想，全国这么多的网格（普查小区），如果每个网格员都能发动起来的话，就能够随时把新出现的污染源及时整理上报。为此，我们期望这些人参加到普查工作之中。
　　第二个力量，期望能有高中以上文化，特别是大中专生，他们能进入到普查队伍里面来。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也是可能的。据统计，现在在校大中专生大概有3700万，有1％的参与进来，也有30多万（37万），再加上网格员，基本上能满足60万的要求。这些人有什么好处呢？刚才讲这次污染源普查要采用先进的手段，使用先进的工具。这次现场采集要用手持移动终端，就是PDA。普查可能要用国内一些先进的PDA产品。这些大中专生群体是善于使用这种工具的。如果这两方面充分结合起来，基本上能满足普查员的要求。
　　至于对普查员的具体要求，我想干好普查工作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有专业知识，要求他们还是要懂得一定的环境专业知识。第二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能把这些专业知识用到工作上去。第三要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但是不想干好，没有责任心，那么这个普查员也不称职。所以责任心很重要。
　　我们期望能选聘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来做污染源普查工作，谢谢。
　　路透社：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时候发现了590万个污染源，您预测在第二次普查中污染源的数量会有什么变化？普查是否能反映出中国环境质量改善情况？还有您刚才说可能会用一些手持移动终端，或其他类似产品服务普查工作，那是不是意味着60万人人手一台？
　　洪亚雄：谢谢。你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确实是592万家的污染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对象和范围，跟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有所区别。所以在污染源的各个门类里面，数量不尽相同，但是总量要比第一次普查多。
　　首先说工业源，根据初步筛选结果，工业源大概是740万家左右，农业源大概是100万家左右，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调查对象加起来大约是50万个。综合来看，大致有900万个源需要入户调查。这些数据都要在清查中予以确认。所以这次普查从数量上来说，要比第一次普查多得多，尤其对工业源要求全覆盖，所以这个量增加非常大。
　　第二，污染源普查数据真实反映环境质量状况，这是我们的工作要求。在污染源普查初步设计时，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最后的排放量要用第三方校核，方法有很多。比如从微观来说，企业的排放与生产经营状况和治理水平是不是相一致，如果从微观上相一致，再从中观层面来说，这个污染物排放量与所在区域里面社会经济活动水平是不是相一致，如果社会经济活动很活跃，排放量又很少，这个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核查校验。
　　第三，要看这个污染物排放数据与环境质量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耦合关系。如果汇总起来的排放量很低，环境质量很差，就说明排放量和环境质量指标之间耦合关系不好。所以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力求这次污染源普查数据能够真实可靠，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支持。
　　关于手持移动终端（PDA），国家统计局在开展经济普查和农业普查时进行了应用。这次普查根据我们的整体设计方案需要进行采购，具体数量根据我们普查员数量和入户调查时间确定。
　　手持移动终端不是每个普查员人手一个，是按照普查小区分配。因为每个普查小区，去普查的普查员不是一个，一般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应该来说是一个普查小组有一个手持移动终端。需要多少台呢？要根据工作量，因为普查经费保障是分级保障，信息化建设是按照“两级部署、五级应用”的方式来布置的，这次主要是地方采购招标。最终有多少，目前还没有一个确数，但是有一个估数，大概30万台左右。谢谢。
　　新京报：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相比第一次有什么难点，针对这些难点有何对策？尤其是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职能得以强化，在这个前提下，跟第一次普查相比，这次普查有什么不同？普查结果有什么意义和用途？
　　洪亚雄：谢谢。从前年12月底的时候，部党组让我担任普查办主任，我就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去年做了一年的工作，正如你所说，普查工作我总结了这么几个字，就是普查工作事情多、事情杂、事情难。对这次新闻发布会，我还是稍微准备了一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记者问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难点在哪里，我该如何回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的难点太多，贯穿整个工作的始终，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难点。我刚才很简单的说的一句话，里面就包括了很多的工作和难度在那里，比如说围绕环境质量确定要普查的污染物，这件事情就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对全国的环境质量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确定这次污染源普查的污染物是哪一些，然后就是由这些污染物来如何确定污染源，工作过程中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最后找到比较可行的方法。许多事情都是在具体工作推进当中去发现问题，发现难点，然后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较好的方法来解决。当前工作进行到清查阶段，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数据下发到地方去清查，现在地方正在开展清查，这个阶段也将会陆续出现一些难点。正在进行的试点，也会不断发现问题和难点。下一步入户调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难点，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普查工作就是不断发现难点并不断解决难点的过程。普查办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了一个全国污染源普查大群，在这个大群里面大家都可以提问，提完问题以后我们收集，收集完了以后能回答的就在群里面回答，不能回答的下来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再去告诉大家如何去干。所以这些问题和难点是一个一个的发现，一个一个的克服。
　　关于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区别，应该来说，在普查对象、普查范围、普查工作方法、普查结果成果上都有一些差别。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下成果里面除了有一套数外，还有一个可以用数字地图进行表达一张图和一套科学的核算方法。应该来说跟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还是有比较多的区别，谢谢。
　　中国青年报：您谈到获得了700多万家污染源数据，包不包括散乱污企业？另外，我发现，统计局等部门每年会有一些污染物数据的统计，另外在“十二五”、“十三五”等时间节点上，也会有一些减排数据的公布，如果这些数据跟普查数据有较大出入怎么办？
　　洪亚雄：谢谢。问题提的非常好，污染源普查我们说要全覆盖，就像人口普查一样，户籍人口都有登记，关键的是那些非户籍人口怎么办，也要查清楚。污染源普查也是一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有登记了，税务部门都有登记了，这些企业都比较好办，都是正规的，都有法人代表。最怕的就是那些散乱污，散乱污的这些企业往往他的排放没有经过治理，是正规企业排放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把这些散乱污企业搞清楚，也是这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力图要做的一件事情，怎么解决呢？
　　刚才已经讲了这次污染源普查汇集了各个部门数据，这些数据拿来了以后，通过清洗比对，会发现一些行业比如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是不排污的，要将这类对象筛选掉，清洗完之后有将近740万家的数据。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清查进行摸排。我们已经把我们初步清洗的数据根据地区代码下发到各省，各省再把这个数据下发给市和县，由他们进行摸排，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去粗存真，二是查漏补缺。所谓去粗存真，就是清查名单下去后，对于有些企业死掉了，有些企业不生产了，把这些企业剔除，留下来这些就是2017年在生产的。所谓查漏补缺，就是把不在名单中的企业加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希望那些网格员来参加的原因，因为他们对所属小区的情况非常清楚，对于清单里面没有的，而又实际存在的企业按程序补进来，清查软件里面都留有接口，把去粗存真的接口、查漏补缺的接口都留下了。清查目的就是期望这些散乱污企业都能够补充进来。
　　你问部门数据与普查数据有没有矛盾，我觉得像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等等这些部门提供的数据里面没有排放的数据，所以不存在与排放数据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数据里面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我们的态度是兼收并蓄，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数据拿过来，是因为要做并集。最后拿过来数据是各个部门数据的一个并集，在这个基础上去筛查污染源的名录。
　　关于普查数据跟统计部门的排放数据以及与 “十二五”、“十三五”减排数据是否有矛盾。首先说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没有一个专门环境方面的统计队伍，统计部门公布的排放数据都来自于日常环境统计，数据来源相同，所以不存在矛盾。“十二五”和“十三五”减排数和普查也没有矛盾，因为口径不同。减排是基于我们过去已经掌握的情况，减排任务和减排量是实实在在，是一家一家累加出来的。这次普查增加了调查范围和内容，调查口径不同，通过这次普查，把新的污染源找出来了，然后再去纳入到环境管理去，这个之间是不矛盾的。谢谢。
　　中央电视台：生态环境部组建后，新部门职能相比过去有哪些变化？下一步还将有哪些机关内部调整的变化？
　　刘友宾：关于生态环境部的职责问题，李干杰部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已经向大家做了很好的解释和说明。从环境保护部到生态环境部，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这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对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环境部把原来分散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职责统一起来，整合了环境保护部原有全部职责和其他6个部门相关职责，很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职责交叉重复、监管者和所有者没有很好分开等突出问题。正如李部长在记者会上所概括的，实现了“五个打通”，即打通了地上和地下，打通了岸上和水里，打通了陆地和海洋，打通了城市和农村，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还进一步增强了监管方面的四大职能：一是制定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二是监测和评估生态环境变化状况；三是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执法检查，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四是对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进行督察和问责。这四大职能既包括污染防治，也包括生态保护，可以说，监管领域进一步扩展了，监管职能进一步增强了。